至于人权观的理解，就是天赋人权。
徐显明：我认为幸福是一种快乐的感觉。徐雨衡：刚才显明老师已经谈了对法学教育的评价，成良老师和文显老师谈了法学学术评价。
而这些思考都不是对自己的思考，是对民族前途的思考，所以大家把功夫都用在了读书上，就是希望把这些思考和理论结合起来。我们这一百多年的法学，最初的源头是受日本的影响，再后来像庞德进入到中国，成为中国政府的立法委员，我们开始受英美的影响。这是十八大以来法治建设的重中之重。现在公权力随意进入私域，还不符合现代社会的基本运行规律，也不符合现代文明的基本原则。第一块硬骨头，优化司法职权配置，应该继续优化。
要提高依法执政的能力和水平，这应该是一个重点。因为双一流建设这个会刚开完，现在教育部认为教育领域里存在两大热点问题。十八大以来，大致七个方面，是我们法治建设的重点任务。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您仍然选择将您的研究重点从法史转向法理，请问您是怎么考虑的，还是当时就没怎么想？ 另外一个问题是在您们求学的年代，刚才徐显明老师也说您们曾被注意过。近期有三篇文章重提了这场争论，但是整个思考问题的层次与深度仍停留在那个年代，我认为没有什么新内容值得关注。张文显：关于权利本位，成良有几句话比较经典，在权利和义务的关系中，义务来源于权利、服从于权利、服务于权利。我们好多从事法学的教授、副教授，法学之外的书基本不看，我觉得这个很要命。
我们正在取得和他们平等对话能力的过程中。获得律博士资格的人是从事什么的呢？都是那些经文大家，用中国儒家的经典来解释当时的法律现象。
徐雨衡：徐老师，请您接着谈谈，我们选择法治的理由和过程，好吗？ 徐显明：十八届四中全会做出决定之后，总书记在会议结束的时候，有一个长篇讲话，这篇讲话可以称作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的经典，但这个谈话没有向全社会公开。人权始终是相对于公权力而言的，把通过约束国家和强制国家而实现的那些权利总和就是人权。张老师有没有什么看法？ 张文显：这个我简要说一下吧。中国权利本位论要继续向前发展，必须实现从自说自话到中西对话、从法哲学理论到多学科理论、从理论体系到实践方法的三大转变。
徐显明：中国非常优秀的法学教育资源是个定量，我们就这么多优秀的师资，现在却被稀释。徐显明：这场讨论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法学理论思想解放的一次高峰，这场讨论本身并不在于哪一派是对的、哪一派是错误的，而在于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法学，法学真正开始有了自己的研究对象，有了自己的规律。徐雨衡：当年几位老师在那场争论中确立权利本位的时候，是作为革新者，今年有学者又对此问题进行探索。那时候老一代法学家需要物色一个年轻人接班，文显当时是最佳人选。
通过训练学习，从事工作后，经过半年的适应，基本就能上手了。但是如果看书看很多也不见得能学会独立思考，我觉得学会独立思考大概有一个捷径，就是阅读哲学史。
创新的精神意味着，走出墨守陈规的窠臼，突破条条框框束缚。张文显：显明我问你个问题，你怎么理解幸福？从哲学幸福论角度和伦理学幸福论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在西方哲学中真是有上千年的历史了，到现在这个问题还在经久不衰。
郑成良：关于权利本位讨论，有一种反对的观点，认为法律的核心范畴除了权利义务之外还有权力，权利本位理论回避了这个问题，因此是有缺陷的。我的法理观：法理是法律制度、法律实践、法律文化的内在基因。特别是1988年我和成良提出权利本位学说，1990年后显明提出人权理论研究，这些都是当时研究最前沿的、最敏感的问题，大家的关注度就更高了。这个词至少在二十年前是不存在的。张文显：这个问题，我有一篇文章分析了。我们要养成一种守成的能力，守成的能力就表现在对一些原则，要把它守护住，无论有多大的困难，无论受到多大的冲击，都不能放弃。
郑成良：现在有一种说法，认为法学院的本科、硕士、博士主要是培养懂法律的复合型人才。经济学上叫摩擦性失业，在人数较多的条件下肯定有一部分人要失业。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义务是重心的。比如说评长江学者、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教育部的奖项、研究项目等。
在这里，我想提三个一百年。张文显：第一次正式提出社科法学的概念是在2000年11月29日，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中外法学杂志、北京大学司法研究中心等单位在北京发起召开了法学研究范式转换研讨会，我也是研讨会的策划人和参与者之一，但吉林大学不是发起单位。
什么意义呢？无论是权利本位最初的提出，还是现在重新讨论，它的意义在于让中国人回归常识，就是文艺复兴以来，现代文明的基本常识。徐显明：我认为，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法理学与部门法的问题。徐显明：我认为幸福是一种快乐的感觉。就像市场经济有普遍规律一样，法治也有普遍规律。
当时有人写一篇文章提出，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法学家用法律的逻辑和话语来讨论法律的问题。然后在这基础上评出一流大学，就是说除了建设一流学科，学校有可能冲刺世界一流大学。
我们想利用一整天的时间，全面地梳理一下三剑客的缘起、他们当时的贡献以及他们对当下的法学研究、法学教育、中国法治的评估和检视，还有三位对中国未来的法学研究、法学教育、法治建设的预估或预见。徐显明：我的想法是这样的，要构建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魄的法学体系，这个体系应该由三部分构成。
比如引用、转载、学术成果转化的情况。自我约束是人的本质，这就是人与动物的区别。
徐显明：五个政法学院就培养实务人才。我第一志愿就是报的法律，当时我们叫政法专业，是保密专业。老师对教学的投入也是问题。徐显明：1979年法史大会，高树异老师也参加了，我记得他讲过唐律中的国际法思想。
郑成良：法学开始形成了自己的话语体系，解决了对权利的漠视问题。乔伟老师最早提出法律史不能再这样写了，法律的历史是自己不灭的历史，国家学说应该归到政治学中去，他建议中国法学的发展演变依规律应该独立。
大学四年，我读了四年的书，而且我读的书很杂，甚至包括理科方面的。这位导师含蓄地表达了对学生的赞赏，同时也指出了一些问题，直接而尖锐。
一些大学教授原本是研究法学、经济学原理等这些基础理论的，但他们在改革开放之前的那二十年，都转向了史的研究。凯尔森说，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法学家，我的正义观就是最大限度的自由。
